摘要

　　中国人留学日本始自甲午战后，起初多集中于“私立学校”及速成教育科。20世纪初，日本留学的重心转移，各帝国大学及高等学校开始涌现出大批中国留学生的身影。日本第三高等学校为京都帝国大学的前身校。自1894年正式纳入日本高等教育体系起，直至1950年废校，作为关西地区升入帝国大学的预备教育机构，地位相当重要。本文探讨的便是在第三高等学校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论述的中心为该校的伪满洲国留日学生。

　　伪满洲国从1932年建国至二战结束，持续派遣留日学生十数载，演出了中国近代百年留学史上特殊的一幕。据笔者统计，留学第三高等学校的伪满学生共有15人，奉天省最多，且多毕业于特设预科。

　　伪满学生在籍数在1938年前位居地方官立高等学校之首。留学费用方面，除自费生外，该校伪满留日学生多接受来自于伪满文教部和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补助。伪满文教部补助费根据大城市和地方之别，每级均设置5圆差额。这种地域差异化的补助费模式在留学史上极具独特性。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主要依据“选拔补给生”制度对伪满留学生实施补助。选拔补给生的选定，是由该部主导，在文部省和留学生各在籍学校协助下完成的。在补给期限跟选拔留学生治疗费用方面规定严格。另外，伪满还通过设置伪满洲国留曰学生会并组织相关活动来加强对留日学生的监督和管理。

　　本文主要依据京都帝国大学文书馆保存的《第三高等学校関系资料》分析该校伪满留日学生的实态。通过对第三高等学校伪满留日学生这一 “个案”的探讨，发现伪满政权留日政策与同时期的民国各省相比，极具统制性。伪满留日学生实际沦为“日满一体”畸形教育关系下的牺牲品。第三高等学校同京都帝国大学关系密切，对该校留日学生实态的分析，可作为日后京都帝国大学中国留曰学生研宄之参考。

　　关键词：第三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伪满洲国留日学生，留学费用，统制性

　　摘要

　　朝鲜通信使是从日本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朝鲜李氏王朝派遣至日本的“外交使节团”.室町时代三次到访日本，以求维护两国和平友好。然而十六世纪末，随着丰臣秀吉基本完成统一大业，为海外领土扩张，发动了史无前例的万历朝鲜战争，此后日朝两国陷入敌对状态。十七世纪初期，德川家康建立新政权，在对外关系中积极与朝鲜讲和。1607年终于迎来江户时代第一次朝鲜通信使，标志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1607年至1811年两百年间，朝鲜通信使共访日十二次，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十七、十八世纪东亚文化交流史中实属罕见。

　　雨森芳洲（1668-1755年），字伯阳、号方洲，出生于江户时代，似乎与通信使有着天然不解之缘。芳洲精通儒学、汉文，通晓汉语、朝鲜语，长期担任对马藩对朝鲜外交儒官，是江户时代日本代表性思想家之一，在朝鲜通信使访问期间展示出卓越外交才能。他往返于日本与朝鲜之间，为加强日朝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传统友谊发挥出巨大作用，精心书写了其外交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以雨森芳洲着作《缟贮风雅集》卷十四中的笔谈及诗歌唱和为中心，探究当时东亚文化交流盛况。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日本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访日契机与访日规模，及芳洲的出仕过程与对朝外交。第二部分主要考察第八次正德辛卯通信使访问日本的背景。第三部分主要分析通信使与芳洲之间的笔谈对话，通过双方笔谈内容了解两国关注的社会热点，把握社会动向。第四部分，主要探讨通信使赠送芳洲的诗歌。通过诗歌唱和，洞察通信使丰富的内心活动。

　　笔者站在日朝交邻友好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芳洲与通信使之间的笔谈及诗歌，以期重现两国文化交流的友谊篇章。在两国文化交流中，中国就像一位“不在场的在场者”参与了这场东亚文化交流盛宴。因此通信使访问日本不仅仅是日朝两国政治之间的国书互换，更是东亚文化交流的国际舞台。时至今日，当我们追寻往古，通信使访日情景早已化为过眼烟云，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却依然熠熠生辉，对我们当前构建新时期的东亚文化共同体有重大启示和借鉴意义。

　　摘要

　　“文化”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意义十分重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了一个半世纪以来，其文化理论也经历了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就其定位而言，像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认为的一样，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社会批判理论。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学者和研究机构（如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均专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他们系统地分析文化形式、文化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关系；探究文化形式对大众和社会生活的作用与影响。

　　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而对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与演变进行梳理，理清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及其内容则是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必须。

　　研究马克思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他的着作着手。本文试图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研究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并力求从整体的、历史的、系统的角度来对马克思的文化理论进行研究，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历史生成、主要内容以及当代价值。首先，通过文本的梳理，提出了马克思文化批判的两大任务，分别为实践生活批判与理论生活批判。实践生活批判方面表现为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的批判；理论生活批判则表现为对哲学、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随后，本文分三个部分对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历史生成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之后，分析了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的五种形态，宗教批判形态，法哲学批判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态、意识形态批判形态和历史批判形态。最后联系实际，探讨了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

　　本论文的理论意义在于，深入探讨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并以此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与演变进行总体上的梳理。本论文的现实意义在于，运用马克思文化批判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当代“文化转型”问题进行根本的把握，为中国独有的文化现代化道路提供有效指导。

　　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十分丰富，既有理论问题，又面向社会现实问题；向一切不合理的观念提出挑战，不仅富有科学性，而且还富有革命性。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在世界历史已经形成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摘 要

　　食品安全对人类的生存、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度，食品及其安全性是国家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共同关注的永恒主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的食品行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与之相伴随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威胁也日益严重，如农药、化学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的过量使用，导致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使食品安全问题白热化；2013 年，新西兰奶源发生问题，食品安全再一次让人们忧心忡忡；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转基因食品，更加剧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自 2009 年 2 月《食品安全法》颁布以来，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存在的问题同样严重。《食品安全法》实施的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开展了执法检查，并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管所面临的问题。执法检查组在作报告时指出食品安全法的实施还面临着监管体制改革不到位，配套法规、规章滞后，安全风险监测基础薄弱等几大难题；同时我国现有的法律救济体系存在着事后救济不力的弊端。如何有效监管食品安全，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如何强化司法救济，提高加害企业的赔偿能力，保障受害人得到实质的补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从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如何保障受害人实现经济补偿的角度，探究了我们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

　　第一部分是关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理论。首先，是食品安全制度的概述。从食品安全的起源，剖析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起源，进而对食品安全制度的概念和主要内容以及构成进行理论分析。其次，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概述。从食品安全保险制度的概念、法律特性、主要内容和发展现状，阐述食品安全保险制度的构架。

　　第二部分是关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首先，介绍我国和世界各国的食品安全责任保制度的现状，从中国到世界各国，从中分析出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涉及保险公司自身问题、法律体系不完善以及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

　　第三部分是建立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三鹿奶粉”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看，受害人数量大，单个受害人损失重，三鹿即使破产也难以承担赔偿的责任。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缺失，责任人责任能力的不足，使受害人难以在经济上得到应有的补偿。建立食品安全保险制度的十分必要；当前我国建立的食品安全责任的追究制度和责任保险制度，使我国食品安全保险责任制度的建立具有可行性。

　　第四部分是我国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模式选择。首先，比较分析强制责任保险与自愿责任保险的利弊，明确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应当是一种强制责任保险；其次，探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范围；第三，建立适合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模式，第四，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内容。

　　第五部分是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首先，完善我国食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为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供法律基础；其次我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主体、保险费率、赔付制度和法律责任。第三，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设立再保险体制、强化保险监督机制、增加食品责任保险赔偿基金以及建立同行业共同分担风险的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并完善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配套制度建设。